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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历史上的反腐故事|亲历者回忆治理大吃大喝问题

2019-11-11 15:52:24 2476人参与  2476条评论

旁白:曾鲁生

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言人,先后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副秘书长、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教育厅副厅长、教育厅厅长、宣传教育厅厅长、国家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纪律检查监督报》社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迫害。改革开放恢复后,有些人认为他们在革命中拼命流血,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不公正和“损失”。他们的孩子陷入了困境,无法上大学,没有好工作,失去了太多。既然他们已经重新掌权,就应该给予他们特殊照顾。

这个想法在当时的一些领导干部中很受欢迎。在学习贯彻《党内政治生活若干指导方针》座谈会上,许多同志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八种典型的不良倾向中,“追求特权、追求私利、追求个人生活特权”排在第一位。

针对这一现象,1979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代表中央起草了《高级干部生活待遇若干规定》。为了促进这一规定的实施,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党政军事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整顿党的作风,改善民风,首先要从高级干部做起。”

当时,用公款吃喝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有些企业还有一句俗语:“两盘一汤没生意,四盘一汤没生意,八盘一汤占优势。”这意味着只要食物和饮料好,事情就容易处理。

为了结束这种不健康的趋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多次报告说,中央有关部门也颁布了许多条例,但效果并不明显。例如,根据“四菜一汤”的官方接待标准,有些地方继续吃喝,碗装碗,大盘装小盘。

丰泽园餐厅的吃喝事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丰泽园是一家特殊的餐厅,主要为政府机构、组织和外宾服务。一些高级干部借口在丰泽园吃“客饭”,即支付少量的钱吃高级餐。时任商务部长的王乐妍经常去吃这种“客饭”。他吃了几次,喝了122.24元,但只交了19元,还带走了他没吃的烟酒。目前不到100元是个小数字,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几个月的工资。

酒店厨师、国家新长征前锋陈艾芜对王乐妍的行为非常生气,决定向相关部门报告此事。在这个问题上,餐厅也有不同意见,想不到部长这么大官,吃饭了?然而,陈艾芜认为利用国家是一种不健康的做法,所以他坚持反思,并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投诉。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了解情况后,对此十分重视,并派常委会曾涌泉同志进行了核实。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经中央纪委常委会研究后,决定通知全党。为此,王鹤寿同志也亲自起草了公报。公告发布后,王乐妍亲自进行了检查,并要求采取纪律处分。他还写信给丰泽源,要求弥补欠款。1982年3月,王乐妍被免职。

陈云同志一贯十分重视党的作风。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了“执政党的作风是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并要求“党的作风问题必须得到及时和永远的处理”。在随后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鹰巢同志赞扬了这一宣布,说这一宣布是及时的,社会反响很好。当我去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时候,许多同志告诉我,甚至像部长这样高的干部也报告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认真的。

“纪委不能是一个老女人的纪委,而是一个铁的纪委。”

“文化大革命”结束仅仅两年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党和国家正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像整个党一样,他们面临着非常繁重的任务。当时,陈云73岁,身体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陈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

最必要的工作是什么?1979年1月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执行秘书黄克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去陈云家查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指导方针。陈云立即回答:“把握党的作风。”在1979年1月举行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明确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的法规和整顿党的作风”

陈云的讲话澄清了思路,为中央纪委在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当我到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我正赶上“三步走,三圈一居”的不健康趋势。“三招三班一居”,即招工、就业、招生、农村青年向非农化、农村青年向城乡知青化、临时工或合同工或私人教师向国家公务员化、工人住房建设和分配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反应最强烈。其中,我直接参与了1980年高考作弊的调查、理解和报告撰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期间,1700多万年轻人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到农村去锻炼身体。高考是知青重返城市的重要出路。然而,在这十年里,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被迫放弃学业,重新开始读书并不容易。有些人开始作弊。

1980年高考作弊问题涉及13个省市,其中最严重的是湖南省衡南县和河北省霍鲁县。在这些地方作弊不是秘密进行的,而是毫无顾忌地公开进行的。但是即使作弊,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些在名单中失败的候选人向教育部反映了作弊的内幕。

中央纪委派我去调查这个消息。听了教育部的同志们介绍高考作弊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因此,除了向领导汇报之外,他还写了一篇“关键情况概要”。

后来,这一问题被全国报道,相关考生的成绩被宣布无效,主要责任人受到了严肃处理。

建房和分房工作中的不良倾向也是许多干部和群众强烈反映的突出问题。当时,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4平方米。然而,一些权力很大的领导干部利用他们的权力占据更多更好的房子,甚至有些人的孩子一出生就可以得到房子。这种典型的喜忧参半的现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针对住房建设中的不良倾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仅在1982年就发出了四份通知。经过连续两年的专项整治,住房建设的不健康趋势得到遏制,全国80多万平方米的住房被收回。1984年4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执行秘书王鹤寿说:“这种不健康的趋势在许多地方已经基本停止”。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也有一些消极的声音。有些人反对党对改革开放的行为和纪律,并提出干部在执行纪律时要“松绑”的口号。他们认为纪委的手伸得太长了,这是改革的“顶杠”和绊脚石,甚至出现了“防火、防盗、纪委”的说法。

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云同志明确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纪之间没有‘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政党作风,改革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做纪检工作的干部要有很强的党性和廉洁性。他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敢于坚决反对党内各种不健康的做法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纪委不能是一个老女人的纪委,而是一个铁的纪委。”

"更重要的是加强党员的党性和纪律教育."

1979年1月,恢复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集中精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党员的党纪政纪教育。

这反映了陈云同志对党性和纪律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1985年3月13日,陈云在听取王鹤寿、韩光关于即将召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时指出:“为什么这么多党员突然卷入“不命令,不禁止”的趋势?这些党员的党性在哪里?从党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关注的问题。由此可见,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不能只查处违法违规案件。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加强党员的党性和纪律教育。”

党的十二大以后,根据党章的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是“定期教育党员遵守纪律”。1983年3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设立了党的纪律检查史上第一个教育室。其职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培养纪检干部;二是开展党的作风和纪律教育,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开拓性工作。

1993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形势变化,教育室改为宣传教室,重大案件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公布。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政策的内容和重大成就在国内外广为宣传。作为宣讲堂的主任,我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发言人。

这是一份政治政策强、职业素质要求高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1993年夏天第一次采访外国记者的情景。

那次,法国人文主义报纸的一名记者采访了我,谈到了一些反腐败的热点问题。那是一位70多岁的法国老记者。他走上前来,开门见山地问道。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中国各地做研究。根据人们的反馈,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已经下降。你认为这个问题怎么样?

我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给他讲了两个故事。首先,不久前我去深圳的一个村庄做研究。村党支部书记对我说,“过去,我们这边的人在困难时期都跑到香港来。现在我们富有了,香港人总是跑来找我们。为了办理考试手续,我们增加了几个人力。”第二,不久前,一群学生去广东顺德为活动筹集资金。当地人说我们可以支持你,但是每次我们用100元支持你,你必须喊“邓小平万岁”。

我讲完后,我对他说,这两个故事可以充分说明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他们从内心支持共产党。你认为共产党的威信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当然,不可否认,目前确实有极少数党员不遵守党的宗旨,走弯路,丧失党性,影响党的威信。但是,我们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腐败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随后,我向他简要介绍了党在一段时间内努力建设廉洁政府和反腐败工作的情况以及取得的主要成就。

听到我的回答后,老记者真诚地说,“我在苏联当了13年记者。我认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忽视了我的言行,失去了我的目标。你的回答解决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因为你们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保持着自我革命的清醒态度!”(记者施洪雁、侯一宁采访)

总编辑:顾万全文字编辑:李林蔚专题地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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